世纪之交，东亚国际社会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一方面是日韩、日中确立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的和日朝谈判的积极意愿营造出祥和的国际政治气氛，表明了继续以政治主义、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超越历史认识分歧的国家外交努力；另一方面，是中、韩等国的战争受害者在与日本方面交涉失败之后到美国提起跨国诉讼推动民间索赔潮流的高涨，暗示着坚持个人权利立场的受害者的赔偿要求仍然是横亘在民族和解进程中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国家意志和民间诉求之间呈现某种紧张的时候，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自然又成为东亚学术界和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日本在将来如何面对民间索赔运动带来的政治刺激和经济要求，是与其国民的战争责任意识状况直接联系着的。
日本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广播研究与调查》杂志2000年9月号刊登了5月中旬进行的题为《日本人的战争》的舆论调查结果。对于调查的首问“说到战争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场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民族纠纷”等选项中，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者占73％；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仍然存活在日本人的精神之中。而对于第二设问“战争形象”，也有70％左右的被调查者选择“悲惨”和“原子弹轰炸”；这表明，虽然战后发生了多次牵动全球的国际战争，包括展示了惊人的高科技武器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但日本人心目中的战争形象仍然来自本民族的受害体验。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肯定承认是日本对亚洲邻国侵略的有51％；关于国民的战争责任，有43％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没有责任”，认为“在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仅占29％；关于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以及反省、赔偿问题，50％的人认为应当继续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近80％的人认为日本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反省和赔偿。由此可以判断：大致有半数的日本人要么不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要么回避深刻反省历史和思考战争责任问题，也就是说，肯认侵略战争和承担战争责任与否这两种对立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责任意识在日本社会中处于势均力敌的抗衡状态，而在具体、实际的反省和赔偿问题上则仍不失基本的道德伦理感或法律义务感。
正如亚洲邻国包括日本的一些学者所经常批评的，战后日本政府基本上采取回避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的政策，而国民大众的历史记忆中也总是充满着受害体验。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日本人战争责任意识的变化呢？
如果对照一下既往的舆论调查数据就可以发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根据NHK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进行的三次调查，持“侵略战争”认识者均是50％左右；1993年9月每日新闻社的调查亦表明，承认侵略战争并同意为此给受害者金钱赔偿的比例大致是50％。而相反，在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的舆论调查就与上述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共同通讯社1967年6月实施的调查设问：“日本与中国进行了战争，对此你有何看法？”选择“做了坏事”的被调查者仅占17．1％；即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高涨时期的1972年4月，日本舆论调查会进行的同样设问的调查中，认为日本“做了坏事”者也只有26．4％。在中日复交以后，田中角荣首相仍公然回避日中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为殖民统治辩护，但没有引起舆论的反应，可见日本社会战争责任意识之淡薄。一般说来，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对象国和最大受害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这种中日关系史上的转折性事件会给日本一个直面战争责任的机会。然而，日本政府利用当时中国的外交孤立和台湾问题，冲淡了复交谈判的战后处理性质，即使中国政府表示“为了友好”而放弃赔偿要求，仍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罪行并道歉；中国则予以默许。对此，日本学者吉田裕评论说：“使日本政府最终作出决断要恢复日中邦交的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转换这一外在因素。即便在舆论中，基于获取市场这种经济主义动机和‘落后于世界大势’这种无主体性动机的邦交恢复论也是根深蒂固的。再者，以这个问题为契机，日本的战争犯罪、战争责任问题等在大众传媒和言论界受到很大关注，但其论调常常具有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绝对化的倾向，这对于日本人战争观的发展来说则成了很大的负面因素。……总之，日中邦交的恢复并没有成为战争责任论发展的契机。”可以说，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对日交涉姿态构成的政治环境和舆论导向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政治主义和经济主义动机下的复交行动模糊了复交过程本来应具有的历史意义。既然双方没有共同以公开的政治或法律程序正视并清算战争罪行，也就为后来历史认识的冲突预留了暧昧的话语空间。
而到8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之所以发生明显的积极变化，是因为1982年夏天发生了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引起中国、韩国政府严厉批判的事件。日本文部省要求教科书中对“侵略”的记述改为“进入”，把朝鲜的民族独立运动改为“暴动”；但在教科书审定问题国际化的强大压力之下，日本政府不仅表示要纠正有关表述，而且文部省大臣小川平二作为现职阁僚第一次在国会承认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不久，新上任的中曾根首相也作出了承认“侵略战争”的发言。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韩国、中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慰安妇、劳工以及战俘相继提出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受到日本市民组织的关注和支持，日本社会得以直接而公开地面对作为加害者的责任问题，共通的道德感和人权观念促使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强化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影响日本人战争责任意识的基本图式，那就是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中国、韩国的政治姿态迫使日本政府承认侵略战争罪行，直接的赔偿要求使日本处于无可辩解的被告地位，从而推动整个日本社会的思想意识结构发生变化。不过，由于这种变化在政治层次上是实用主义哲学支配的政策转变，日本政府大体承认战争责任并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谢罪，是为了缓解外交压力和服从于作为“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需要，而不是日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因此，当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变化的时候，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思考就会停滞或发生反动。90年代，随着东西方冷战体制的崩溃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失败，中国的大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遇到困难，而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则因为它热衷于军事性国际贡献得到了强化。在日本国内，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革新政党保守化、日本政治右倾化导致了日本社会思潮的“总体保守化”，反省历史和正视战争责任的思想遇到了顽固的民族主义情绪障碍；于是，日本人对来自中国、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批判产生感情性的抗拒，这其中孕育着转化为偏狭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像日本社会中的所谓“厌华情绪”，政治家们种种的“妄言”、“失言”，舆论对政府表示“反省”、“谢罪”的不满等等，都是社会思想右倾化和向民族主义回归的表征。反映在舆论调查结果上，就是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在近十几年间没有发生显著的积极性变化，从今年的调查结果看，反而是对设问答以“不知道”的“无关心派”的比例明显上升了。
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思考的“停滞”状态给战争受害国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方向感提出了新的考验，尤其是在具有不可置疑的道德合法性的民间索赔运动得到日本市民组织的支持以至美国方面司法帮助的背景之下。这同时也是对日本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能力挑战，因为它也面临着一个包含经济利益、政治代价和文化后果的复杂关系的巨大难题。但无论东亚国家的政治家具有如何卓越的政治技巧和驾驭局面的能力，倘若面向21世纪的国家间关系事实上抑制或泯没了民间索赔运动，在德国、奥地利就二战受害的劳工、战俘赔偿问题相继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的比照之下，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光彩会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在如今信息化的时代，有可能转化成政治、文化意义的认同问题──至少对于战争受害者群体和支持者组织而言，强调地域、传统或信仰特色比如所谓“亚洲价值”之类的争辩，即使能理解，恐怕再也难以说服他们去认同。或许，“文明的冲突”还没有发生在可辨识的地理“断层线”之前，就已经发生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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